1.1　基于主题建模的脆弱性因素识别

在客观层面，本研究基于公开披露的2013至2023年中国工程建设领域的事故调查报告，利用现代化主题建模技术BERTopic，分析工程项目组织的脆弱性因素。这些数据来自中国应急管理部门户网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应急管理厅门户网站，各省会城市与地级市(包含自治州、地区)的应急管理局门户网站，以及安全管理网、中国安全生产网所披露的工程建设类事故调查报告。其中，工程使用阶段的事故调查报告被手工筛除，仅保留工程建造过程中的事故调查报告，共计2 758份，约102万字。由于我国的事故调查报告在事故原因和责任方面具有统一的清晰结构，特别是对不同建设领域内的工程项目组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漏洞和不足进行了专项分析，并附带相应的事故处罚^[17]。因此，这为从宏观上全面解析工程项目组织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所收集的事故调查报告信息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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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报告的项目类型

图2展示了按项目类型分类的事故调查报告数据结构。其中，建筑工程领域的事故调查报告数量最多，共计1 912份，占比69.33%；其次是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机电工程、矿业工程、电力工程与水利工程。

基于上述文档数据，本研究开展了符号删除、专业词典构建、停用词删除的预处理，并进一步开展了基于BERTopic模型的主题挖掘。BERTopic作为一类基于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的预训练模型，其不仅能够识别并捕捉主题之间的语义关系，还能更好地处理噪声数据和离群点，以提高主题建模的准确性和稳定性^[18]。因此，BERTopic被视为主题建模中最先进的技术之一。

在主题建模中，本文采用BERTopic的标准组件进行模型的构建与训练，主要涉及文档嵌入、降维处理、主题聚类、主题标记、词语加权与主题表示6个模块。首先，在文档嵌入环节，本文采用了经典的中文预训练模型“chinese-bert-wwm-ext”^[19]；其次，在数据降维与聚类处理环节，经典的UMAP和HDBSCAN算法被用于对主题模型的文本数据进行空间转换和结构化分析^[20-21]；接着，在主题标记过程中，本文使用CountVectorizer将文本转化为文档-词频矩阵，以增强文档间的主题相关性。最后，在词语加权与主题表示上，c-TF-IDF和MMR算法被用于提升主题的区分度和多样性。组织脆弱性主题的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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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的主题词分布

图3展示了20个主题及其对应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共同指向一个潜在的主题。其中，主题的数量由主题间距离指标确定，主题间距离越近，代表主题之间的相似度越高，即越容易出现重叠现象。通过将相似的重叠主题合并，最终提取出20个主题^[22]。图3中主题词的大小代表了其对潜在主题的贡献度，主题词的尺寸越大，其对该主题的贡献度越高。以主题0为例，“消除”、“隐患”、“生产安全事故”、“排查”、“遗留”、“及时发现”等关键词表明，工程项目组织在隐患排查治理上存在疏漏，致使潜在的项目风险持续存在，并最终酿成了事故。同时，在主题0的基础上，BERTopic提供了该主题背后的文档语句信息。因此，基于关键词和文本描述，主题0被进一步概念化为“风险化解力不足”。

1.2　基于专家访谈的脆弱性因素识别

在主观层面，本文访谈了五方责任主体的管理者，以提升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

在访谈中，本研究依据制定的提纲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访谈，并根据受访者的回答进行灵活地调整和补充，确保资料的充实有效。同时，为了客观真实有效地获取原始资料，访谈时间需要确保大于45 min，并在结束后及时整理语音资料，将其转换为文本数据。基于此，按照扎根理论中“原始资料→标签化→概念化→范畴化”的研究流程，借助Nvivo11.0软件对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首先，按照访谈顺序将文本数据编号并导入软件；其次，对文本语句进行标签化处理，得到458条原始语句；然后，根据“相关”和“契合”的原则对标签进行概念化；最后，对概念进行进一步筛选与合并，形成24个子范畴，见表2。

1.3　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因素体系构建

在主客观数据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整合已识别的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因素。基于主题建模分析结果，将脆弱性主题与扎根分析的子范畴进行语义对比分析，在合并相似语义的主题和子范畴的同时，明确不同语义的主题和子范畴的边界，最终整合出涵盖25个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因素的体系，见表3。

2.1　网络节点与网络关系确定

1) 网络节点。由于工程项目组织是一个由不同项目干系人(一般包括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总包单位、分包单位与监理单位)组成的临时性组织，同时项目干系人之间的脆弱性特征也存在显著差异^[23]，因此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网络的节点可视为工程项目中的各利益相关方与脆弱性因素的集合，它们在拓扑结构上可以被视为一个双层网络的核心节点。

2) 网络关系。在工程项目组织网络层面，协调、合同、信息交换、激励与指令关系被视为确定组织网络中节点之间的关系连接依据^[4]。而在脆弱性网络层面，不同脆弱性特征之间的因果影响关系是形成脆弱性网络的核心基础。组织网络与脆弱性网络间的关系则来自于项目干系人与脆弱性之间的隶属关系。

2.2　基于改进决策实验室的超邻接矩阵构建

传统的决策实验室法仅适用于描绘单层网络，不适用于本研究中具有双层网络特征的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网络。为此，本研究采用改进的决策实验室法来构建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的超邻接矩阵。

首先，根据已确定的网络节点，本文的组织节点与脆弱性节点分别为S₁,S₂,…,Sm,Si∈S(i=1,2,…,m)与V₁,V₂,…,Vn,Vj∈R(j=1,2,…,n)。其中，m取6，n取25。其次，在网络关系方面，参照已确定的网络关系判定依据实施专家打分。针对组织网络与脆弱性网络，设定相应的评判准则(非常强影响=4，强影响=3，一般影响=2，弱影响=1)^[24]。根据不同专家分数的平均值，本文构建了工程项目组织与组织脆弱性的初始影响矩阵X与Y，其中X矩阵如式1所示。基于初始影响矩阵，本研究以矩阵每个行之和的最大值为基准进一步归一化矩阵，得到规范化的直接影响矩阵与。最后，针对双层网络间的隶属关系，本研究同样采用专家打分法对不同项目干系人的组织脆弱性存在概率进行赋值(极高=1，较高=0.8，一般=0.6，不太高=0.4，极小=0.2，无=0.0)，从而明确双层网络之间的关系强度，并最终完成超邻接矩阵的构建。

(1)

(2)

式(1)中的代表项目干系人i对项目干系人j的影响程度，式(2)中的e代表参与专家打分的人数，代表第p位专家在影响程度上的分值。

2.3　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网络模型构建

基于已构建的超邻接矩阵，本研究运用Gephi软件构建了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网络模型。不同颜色的节点分别代表工程项目组织中的项目干系人和脆弱性因素。每个箭头的指向代表项目干系人和脆弱性之间的单向或双向加权传递路径，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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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网络模型

3.1　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网络参数分析

1) 网络密度与集聚系数。根据图4中的网络，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网络模型包含31个节点和862条边。该网络的密度为0.69，平均集聚系数为0.94。其中，网络密度表示实际存在的连接数与可能存在的连接数之比，密度值越高，节点之间的关联度越高；平均集聚系数表示与某节点相连的其他节点之间的相互集结程度，越接近1，节点间越容易建立合作关系^[25]。因此，本研究的网络密度和平均集聚系数表明，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网络的节点联系紧密，脆弱性具有广泛的传播影响力。

2) 度数中心度。在有向加权网络中，网络节点的入度与出度反映了节点接收信息和发送信息上的连接性。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局部性的度量，仅反映了节点的直接连接情况，不考虑网络的整体结构。而在本研究中，脆弱性网络节点的度则体现出脆弱性因素在整个传递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本研究以节点的入度、出度与节点度差为指标解析影响脆弱性传递关键因素，如表4所示。

根据表4中的数据，在工程项目组织网络中，建设单位(S₁)、总包单位(S₄)与监理单位(S₆)的加权出度值排名较高，这表明这些单位是信息和资源的重要发出点。建设单位通常负责项目的整体规划和资金提供，总包单位负责具体的施工和管理，监理单位负责项目的监督和质量控制，这体现了其在项目管理和协调方面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其高加权出度值，它们也可能是脆弱性的集中点。如果这些单位出现问题，可能对整个项目造成广泛影响。因此，需要特别注重这些组织的脆弱性管理，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在脆弱性网络中，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组织监督低效(V₈)，组织安全职责缺失(V₁₁)，组织教育不足(V₅)，合规性意识薄弱(V₉)这5类因素的加权出度值较高，这表明它们对其他因素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领导履职效能低常表现为项目经理或项目总监缺乏责任感、担当意识，以及岗位职责履行不力。这不仅影响整个项目安全生产制度的落实，削弱制度的约束力，还会导致项目管理人员工作懈怠，降低安全计划和施工方案的执行效率。此外，根据表4中的节点度差，除了V₇，V₈，V₅，成员稳定性不足(V₂₅)与缺乏共同愿景(V₂₂)也具有较高的节点度差，这表明其变化或失效会对其他脆弱性因素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成员稳定性不足可能影响项目团队凝聚力，进而导致多个部门出现协同不力的问题，降低项目运营效率。因此，鉴于这些因素在脆弱性网络中的关键地位，项目组织应优先考虑解决这些关键因素，以有效减少组织脆弱性。

3) PageRank参数。PageRank是一种基于整体网络结构的算法，它考虑了节点之间的链接关系以及链接到节点的其他节点的重要性，其大小反映了节点的全局影响力。网络节点的PageRank值如表5所示。

根据表5中的PageRank值，在工程项目组织网络中，总包单位(S₄)，建设单位(S₁)，监理单位(S₆)在整个网络中最具影响力。其中，总包单位的值最高，这表明总包单位不仅在项目干系人之间的信息流动和资源分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还是一个潜在的脆弱性集中点。一旦某个脆弱性因素被激活，可能导致整个项目组织的信息沟通闭塞、资源分配失衡、施工计划紊乱等问题。因此，加强对总包单位的脆弱性管理和监控，是确保项目成功的关键。在脆弱性网络方面，要害治理不足(V₁)，应急响应迟缓(V₁₅)，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与组织协同不力(V₁₇)是PageRank值最高的前4类因素，这说明这些因素不仅与重要的组织与脆弱性节点间联系紧密，还是传递路径中的关键节点。因此，需要针对这些因素制定具体的脆弱性治理措施。

3.2　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传递机制分析

鉴于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网络是一个有向加权网络，因此不同节点之间的加权连线能够反映组织脆弱性之间的传递作用，即节点间连线的权重越大，其在脆弱性传递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为此，本研究采用基于边权强度的h-strength(hs)算法来对网络边的全局重要性进行测度。根据hs的定义，在一个加权网络的加权边集合中，至少有hs条加权边的边权值至少为hs^[26]。hs值表示网络中边权重的一个全局重要性的阈值，其被用于识别网络中最关键的边，即在脆弱性传递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传递路径。

基于已构建的网络模型，本研究首先对工程项目组织网络进行边权重计算，得到该网络的hs为14，边权大于等于14的边有14条，依次为S₁-S₂,S₁-S₃,S₁-S₄,S₁-S₆,S₂-S₁,S₂-S₃,S₃-S₁,S₄-S₁,S₄-S₅,S₄-S₆,S₅-S₄,S₆-S₁,S₆-S₄,S₆-S₅，提取这些组织节点与边并获取核心子网络A。其次，对脆弱性网络进行权重计算，得到该网络的hs为5，边权大于等于5的边有12条，依次为V₂-V₁,V₂-V₄,V₄-V₁,V₇-V₃,V₇-V₁₆,V₇-V₁₇,V₇-V₁₉,V₈-V₇,V₁₁-V₄,V₁₄-V₈,V₂₀-V₁₅,V₂₅-V₂₂，提取这些脆弱性节点并获取核心子网络B。最后，根据工程项目组织中的不同项目干系人与脆弱性的隶属关系(关系强度≥0.6)，综合提取复杂网络模型中的核心子网络，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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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组织脆弱性关键传递网络

图5(g)代表组织脆弱性传递的核心子网络，图5(a)～图5(f)指代各项目干系人的脆弱性隶属关系(关系强度≥0.6)。其中，带标签的脆弱性节点代表其具有较高的隶属度(关系强度≥0.8)。在核心子网络中，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组织安全职责缺失(V₁₁)、风险化解力不足(V₁₄)、组织执行力弱(V₂₀)、成员稳定性不足(V₂₅)是导致脆弱性传递的重要根源。因此，需要重点防控上述因素。此外，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是脆弱性传递的重要枢纽节点，因此需要加强对项目经理与项目总监岗位履职的监督与考核，以提升项目的安全领导力。在脆弱性隶属度方面，总包单位(S₄)的脆弱性因素最多，其次是分包单位(S₅)、监理单位(S₆)、建设单位(S₁)、设计单位(S₃)与勘察单位(S₂)。因此，应重点加强对总包和监理单位的脆弱性治理，包括进一步督促落实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制度、风险双重预防机制以及分包商定期考核机制等，从组织监督、领导履职、隐患排查、分包管理等方面削弱组织的脆弱性特征。

由图5(d)可知，总包单位的脆弱性因素最多，这表明其在脆弱性传递过程发挥突出作用，这一发现与PageRank参数分析的结论一致。对总包单位来说，其存在较高的概率(关系强度≥0.8)表现出以下脆弱性特征：要害治理不足(V₁)、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组织监督低效(V₈)、组织协同不力(V₁₇)。其中，与总包单位有关的脆弱性传递路径不仅与自身有关，还进一步影响其他单位，尤其对分包单位影响较大，主要包括如下。

1) 总包单位-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总包单位-要害治理不足(V₁)；

2) 总包单位-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总包单位-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

3) 总包单位-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总包单位-要害治理不足(V₁)；

4) 总包单位-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总包单位-组织协同不力(V₁₇)；

5) 总包单位-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分包单位-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

6) 总包单位-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分包单位-要害治理不足(V₁)；

7) 总包单位-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分包单位-要害治理不足(V₁)。

在实际施工中，分包单位应当服从总包单位的管理。因此，总包单位的风险洞察力与风险化解力不仅涉及自身的隐患排查与治理，还需要确保分包单位明确掌握施工现场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及其防控措施。这意味着总包单位风险洞察力与风险化解力的缺失容易造成分包单位隐患治理工作的懈怠，进而在日常的安全排查、特种作业与危大工程的风险防控方面存在疏漏，其风险化解力与要害治理能力便随之受到影响。

对分包单位来说，其存在较高的概率(关系强度≥0.8)表现出以下脆弱性特征：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组织执行力弱(V₂₀)。其中，与分包单位有关的脆弱性传递路径主要包括如下。

1) 分包单位-成员稳定性不足(V₂₅)→分包单位-缺乏共同愿景(V₂₂)；

2) 分包单位-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分包单位-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

3) 分包单位-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分包单位-要害治理不足(V₁)；

4) 分包单位-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分包单位-要害治理不足(V₁)；

5) 分包单位-组织执行力弱(V₂₀)→分包单位-应急响应迟缓(V₁₅)。

对于监理单位来说，其存在较高的概率(关系强度≥0.8)表现出以下脆弱性特征：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组织监督低效(V₈)、组织安全职责缺失(V₁₁)、组织结构资源匮乏(V₁₄)、组织协同不力(V₁₇)。与监理单位有关的脆弱性传递路径主要包括如下。

1) 监理单位-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总包单位-要害治理不足(V₁)；

2) 监理单位-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分包单位-要害治理不足(V₁)；

3) 监理单位-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监理单位-组织协同不力(V₁₇)；

4) 监理单位-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总包单位-组织规划能力弱(V₃)；

5) 监理单位-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总包单位-资源配置不当(V₁₉)；

6) 监理单位-组织监督低效(V₈)→总包单位-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

7) 监理单位-组织安全职责缺失(V₁₁)→总包单位-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

8) 监理单位-组织结构资源匮乏(V₁₄)→监理单位-组织监督低效(V₈)。

监理单位在工程质量、进度和造价方面承担着监督和协调的重要职责，但由于风险洞察力不足、领导履职效能低下以及组织资源匮乏等问题，这些脆弱性因素不仅影响了监理单位自身的运作效率，还通过传递路径激发了总包和分包单位的脆弱性特征。例如，监理单位风险洞察力的缺乏可能直接导致总包和分包单位在关键治理方面的不足，从而带来严重的施工安全隐患。此外，监理单位内部低效的监督和领导问题通过影响组织协同和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剧了整个项目组织的脆弱性。

对于建设单位来说，其存在较高的概率(关系强度≥0.8)表现出以下脆弱性特征：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组织监督低效(V₈)、组织协同不力(V₁₇)。与建设单位有关的关键脆弱性传递路径主要包括如下。

1) 建设单位-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总包单位-要害治理不足(V₁)；

2) 建设单位-组织监督低效(V₈)→总包单位-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

3) 建设单位-组织监督低效(V₈)→监理单位-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

根据上述路径发现，建设单位在风险化解能力上的不足可能导致总包单位在关键治理方面的缺失，而低效的组织监督则进一步削弱了总包单位和监理单位的领导履职效能。这表明，建设单位在项目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可能成为整个项目组织脆弱性传递的源头。因此，提升建设单位在监督、协同和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对于降低项目整体的组织脆弱性至关重要。

对于设计单位来说，其存在较高的概率(关系强度≥0.8)表现出组织规划能力弱(V₃)特征。其次，也存在一般概率(关系强度≥0.6)表现出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与组织安全职责缺失(V₁₁)特征。这表明设计单位在施工图设计方面存在不足，特别是危大工程的专项设计能力，其往往是导致危大工程施工风险的重要源头之一。与设计单位有关的脆弱性传递路径包括如下。

1) 设计单位-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总包单位-要害治理不足(V₁)；

2) 设计单位-组织安全职责缺失(V₁₁)→设计单位-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

对于勘察单位而言，其不存在较高概率的脆弱性特征，仅表现出一般性(关系强度≥0.6)的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特征。在核心传递子网络中，由于隶属于勘察单位的关键脆弱性因素较少，因而在网络脆弱性传递中发挥的作用较弱。与勘察单位有关的脆弱性传递路径包括如下。

1) 勘察单位-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设计单位-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

这意味着勘察单位对复杂地质、地下管线及周围环境风险的勘察存在疏漏，导致设计单位在设计环节中出现设计失误，并引发潜在的设计风险。综上，在单链条的传递路径中，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与组织监督低效(V₈)等因素是导致发生脆弱性传递的主要源头。

除了单链条的脆弱性传递链，脆弱性的传递还包括由多个节点组成的多链条传递路径。主要包括如下。

1) 监理单位-组织结构资源匮乏(V₁₄)→监理单位-组织监督低效(V₈)→总包单位-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总包单位-组织协同不力(V₁₇)/总包单位-资源配置不当(V₁₉)；

2) 建设单位-组织监督低效(V₈)→监理单位-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监理单位-组织协同不力(V₁₇)/总包单位-组织规划能力弱(V₃)/总包单位-资源配置不当(V₁₉)；

3) 建设单位-组织监督低效(V₈)→总包单位-领导履职效能低(V₇)→总包单位-应急决策不当(V₁₆)/总包单位-组织规划能力弱(V₃)；

4) 勘察单位-风险洞察力缺失(V₂)/设计单位-组织安全职责缺失(V₁₁)→设计单位-风险化解力不足(V₄)→总包单位-要害治理不足(V₁)。

根据多链条传递路径，监理与建设单位在脆弱性连续传递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与其在项目中的监督职责密切相关。对于总包和分包单位而言，建设与监理单位在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安全领导力，还能进一步增强施工方管理层的工作效能。此外，作为施工方上游的勘察与设计单位，其在地质勘察和施工图设计中的疏漏可能成为施工安全隐患的主要诱因，因此需采取措施加强对脆弱性的防控。